周智生,李庚伦:以“四个共同”为核心: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发布日期:2022-02-27    浏览次数:

周智生教授与我院李庚伦副教授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发表的论文《以“四个共同”为核心: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1年第5期、《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9期、《新华文摘》2022年第1期全文转载。

[提要]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断推动我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石。当前我国亟待深入开展面向全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新的专题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并不是以往民族团结教育或相关教育的重复、组合和叠加,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理念为核心,将贯穿其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作为认识基础,讲清楚内含于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体性、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各民族共同培育熔铸的整体性。为深入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应尽快组织编写国家统编专题读本,并以常态化教育和专题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民分类融入基层社区教育、大中小学教育和新媒体教育。

[关键词]“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内涵尚须进一步明确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概念,其后从“牢固树立”到“积极培育”,最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视角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维护中华各民族团结的根本、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灵魂依托。

在2019年9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共同”理念,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4]。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提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5]。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这个概念,并针对新疆实际,专门提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6]。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一次强调“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7]。这一系列讲话精神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当前我国面向各民族干部群众的重大教育任务,应尽快摆脱宽泛、模糊的状态,形成相对独立、规范而正规的专题教育,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多次明确提出的“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这一重大指示精神。

近年来,对于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界经历了从逐渐认识到不断深化的进程,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热点。截至2021年5月,中国知网上直接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命名的文献就多达1261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理论建构角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界定、内在逻辑、铸牢路径;从历史纵向角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背景、历史逻辑、历史节点;从内容横向角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并列模块及其认同意识;从以点带面角度研究某一个点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逻辑和价值。同时,学者们从多学科范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了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王文光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8];姚贱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9];青觉提出从中华各民族人民认知体验、价值信念、行为意愿的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0];纳日碧力戈认为民心相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11];周平提出以增强国民意识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严庆认为国民的政治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13];姜永志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培育及促进机制[14];李静分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机制[15]。除此以外,还有大量学者从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这些成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和广阔视角。

相对于渐趋丰富和成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门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不仅相关成果相对较少,而且已有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民族地区和民族院校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问题上。在如何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上,未能深入把握如何贯彻习总书记的“四个共同”理念,将一般性民族团结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简单等同复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现象[16]。综合而言,目前既有研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本概念、具体内涵和特点等方面,既缺乏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四个共同”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间关系的深入把握,未能诠释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特殊性和专题性价值,也缺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性整体考察,而这恰恰是全面实现面向社会大众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必要的学理前提和认识基础。

因此,在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尽早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准确的认识和定位,仍然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当前必须重点开展的学术研究命题。本文在全面结合贯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共同”理念和要求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指向基础上,以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导引,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具体思考和探讨总结。希望立足当下研究现状和现实发展需要,从多学科的视角对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育开展要讲什么、如何深入开展等问题展开讨论和分析,以求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是“四个共同”理念的认识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各民族每一位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存在的主观认知,是每一位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态度、情感和认同。这一意识的形成不仅可以让中华各民族成员自觉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和政治认同,而且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提供话语支持、推动实践自觉具有重要意义。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是要找准教育的核心要义,把握讲述内容是否契合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和特点,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当代需要。作为全新的专题教育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能简单等同于以往一般性的民族团结教育,而应该把“四个共同”理念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特别是习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作为教育主线和基本前提始终贯穿其中,而不仅仅是基于各民族个体本位的团结发展现象和关系的叠加罗列。以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和现实发展进程书写记录为主体的民族团结教育,其指向既要服务于增强各民族之间和谐并存共生意识的互识和认同,更重要的是要以民族团结教育为载体和桥梁,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强化。因为只有从我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其中不断凝聚发展成形这一历史特性出发,民族团结教育才能更好地回应和回答各民族团结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发展、绵延不绝和不断深化的内在机理和整体意义。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突出价值,也是我们认为该项教育与以往民族团结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全新超越,并对当前我国开展各类民族教育具有基础性引领作用的原因所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开展,总结起来,其特殊意义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观教育,因而其教育指向有助于各民族干部群众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整体性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必须扎根于各民族共同开创和共同书写中华历史这一根本认识中,才能促使各民族干部群众对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与凝聚有一个全面而整体的认知。

第二,有助于促进中华各民族“全民一体”属性的形成。随着当代中国新的发展形势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飞速发展,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树立符合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的中华民族整体观。我国各民族在中国的第一身份都是中国公民,所有公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全民一体’属性的形成”[17]促使我们考虑问题时,必须首先立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视角进行定位和思考。

第三,有助于全面树立边疆和内地整体发展观。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腹地治理和边疆治理的整体协同将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必须树立全新的边疆观。传统的边疆观认为边疆是地理疆域的边缘、交通系统的末梢、市场经济的末端、科技发展的洼地,而新边疆观认为边疆和内地是一体的,必须实现整体同步发展,才能更有效地推动边疆和内地之间的互补、互助和共荣。

第四,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才能更深入地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虽是一个历史以来不断发展积淀和演进的进程,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完全实现中华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切实实现各民族间水乳交融和共同团结进步,真正实现边疆与内地的整体同步繁荣发展,也才能真正促使中华各民族成为须臾不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为什么要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出发,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认识基础呢?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共同”理念,其思想内核就深刻贯穿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重在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这条认识主线,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6]。

世界上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符合实际情况。能否处理好国内多个民族的关系和利益,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稳定。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针对中华民族问题发表了重要学术观点,后期整理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实体”或“组合体”的学术争论中,而是通过对“中华民族”进行分层使理论得到了升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主要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应当指代中国疆域内所有民族,国内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层次不同,各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并且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化的过程将推动中华民族向更高层次发展[18]。这个理论厘清了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和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56个民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也指出56个民族不具有中华民族那样的国家属性和特征[19]。从这个意义上看,费孝通先生的理论不仅解决了困扰国内多年的民族概念混淆的学术问题,而且符合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建构的实际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理念,是在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的,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对“四个共同”理念的解读和研究,非常有必要回归到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和一体性中去思考和分析。辽阔疆域的共同开拓、悠久历史的共同书写、灿烂文化的共同创造、伟大精神的共同培育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必然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努力、彼此支持才能成功,这是中华大地上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主流所向。由此,从历史到现实,我们认为“四个共同”理念深度契合我国自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整体历史特性,充分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根本基础。

三、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正确把握“四个共同”理念的丰富内涵

当下正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然而境外反华势力却以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为借口,甚至以所谓“新清史研究”来否认中国统一多民族共同体的事实,试图剥离和割裂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因此,我们必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时刻牢记我们的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0]。总结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不断凝聚整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其中重要的发展动力和表征。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共同”理念,不仅与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逻辑高度契合,而且从根本上讲清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能够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发展、绵延不绝且不断凝聚深化的原因,也为我们如何认识和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因此,新时代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必须以“四个共同”为核心,总结提炼内含于其中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充分展现和讲清讲透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体性、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各民族共同培育熔铸的整体性,这也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有的四个基本维度。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

中国自秦统一天下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光辉灿烂的历史就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创和共同书写的,每一个民族都为这个大家庭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正如方国瑜先生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中指出:“我国国土之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21](P.17)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整体,正是在我国各民族共同开创的辽阔疆域内多元发展、一体聚合而形成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数千年来交往交流交融不绝,共同开创了我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历史。翦伯赞先生也曾撰文指出:“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史著述,都不是中国史,而是大汉族史。但是大汉族史不是中国史,而只是中国史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22]因此,今天来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仅仅把以汉族或者内地为主体的历史看作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内容,各少数民族创造的历史也应当包含在中国历史的整体范围内,因为中国各民族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史发展整体。

中国的版图由边疆区域和中原腹地组成,是各民族在开创历史的过程中共同开拓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过若干次的政治不统一,出现过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各自称国的情况,但是它们也还是在中国版图之内,同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21](P.9)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4]以往我们理解的“大一统”,一般注重国家治理管控自上而下的一体性,实际上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整合发展并非只是中央到边疆的单向治理开发,其中也离不开边疆与内地间双向凝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华各民族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形成多民族交往交流融合汇聚的共同体,更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体系。因此,地方性民族政权的曾经分立,不应屏蔽也不能割裂交流发展中不断维系和发展的内在整体性。正如贾益所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寻求“大一统”治理的连续性,地区性统一政权对地方经济的开发,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以及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等,是不容忽视的,各政权之间长期、紧密的互动和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统一格局[23]。同时,历史上边疆区域的社会发展程度落后或滞后于中原腹地,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或许相异于中原内地,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进程中客观看待,不能孤立而单向地看待边疆区域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二)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

中国各民族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渐次发展成形的。秦汉以来,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先秦的华夏民族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经过秦汉时期四百多年的蕃息和发展,吸收、融合周边各族,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汉族”。汉族自此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民族,和中华疆域内东南西北各地民族一起,共同登上了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舞台。隋唐王朝结束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重新将各民族纳入到统一的中央王朝体系之中,并且施以平等、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吐蕃、渤海等诸民族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文化和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匈奴、吐谷浑、柔然等周边民族。元王朝和清王朝,开创了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奠定和巩固了中国的疆域,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蒙古族和满族自身的发展。而我国西南边疆的各民族,其迁移、流动、聚合和成形的过程,基本也是在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治理和边疆开发的历史进程中渐次完成民族的聚合和演化的。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危机,促使各民族在救亡图存、舍身为国的斗争中进一步凝结成一个整体,寻求各民族融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立和解放自此成为我国建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旗帜和力量。“中国各民族在缔造伟大的统一祖国历史中,共创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统一的伟大祖国的伟大产物。”[24]

交往交流交融和相互扶持帮助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各民族维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纵观中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央政权的统治上总是反复出现统一、分裂和再统一的过程,但总体上来看呈现出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并且每一次统一和分裂都更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发展。在政权统一的时代,或因中央政权政策开明,或因中原腹地的汉人移民实边,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大力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在分裂割据的时代,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两宋、辽、金、夏时期,各民族先民因躲避战乱而大量迁徙,导致民族间彼此杂居、相互通婚,加速了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大动荡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但也促进了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进一步联系。”[25](P.376)因此,不管是政权统一还是分裂割据时代,民族之间割不断离不开的相互支持和交流,始终是维系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历代边疆开发中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之间形成了经济共生关系的良性互动,明清两代汉族移民之所以能扎根于西南边疆,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利益攸关、彼此依赖、共同发展的多民族共生格局。[26]在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与其他兄弟民族交往交流的基础之上。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也是在华夏民族的基础上与各民族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置身于社会之外而孤立地发展,必须同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各民族间相互影响,有时对民族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7](P.13)

(三)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体性

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就在空间和时间的交错变幻中,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例子数不胜数,秦汉以来中原和边疆之间相互交流往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互动。如中原的高粱来自西南边疆地区、葡萄来自西域,而中原的丝绸和瓷器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边疆地区;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同时,中华各民族还形成了节日共庆、习俗共享、交流互鉴的现象。特别是在每一次民族大融合之后,便会迎来中华文化的空前发展,从而造就了宏阔豪迈的“秦汉雄风”、雍容大度的“盛唐气象”、强健有为的“康乾盛世”,它们成为中华文明交流交融发展的辉煌时期。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绚丽多彩、精彩纷呈,就在于它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4]。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和根源,是宝贵的资源和资产。”[28]在正确认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度下,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间“多与一”的关系,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来加以认识和把握。第一,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的整体性。我们既要重视东部也要重视西部的文化,整体看待内地和边疆的文化。第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整体性。建构现代多民族国家,就是要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受到尊重并都能得到传承和发展。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同样也是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第三,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和展示的当代性价值取向。“文化认同是共同体社会最稳固而长久的黏合剂”[29]。因此,我们要重点提炼和展示中华各民族主动学习、主动促进不同文化多元共生、兼容并存、包容和合的思想精髓、行为规范和民风民俗。

(四)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各民族共同培育

熔铸的整体性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精神是相互凝聚、不断融汇的,共同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以爱国主义为纽带的共同民族精神,是维系各民族团结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精神动力。秦汉以来,我国各民族逐渐在发展中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而自发书写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辉历史。东汉年间哀牢王贤栗、柳貌高度认同中原王朝,相继要求内附并最终完成归附,进一步推动了西南各民族先民爱国情怀的萌生和中国西南疆域的底定;明朝时期壮族女将瓦氏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亲率壮族子弟兵赴江浙沿海地区,与明朝将领一同抗击倭寇;清朝乾隆年间,原镇守东北盛京的锡伯族官兵一千余人,带领家眷三千余人跟随满族官员奔赴新疆伊犁,离家万里为祖国守边疆。近代以来,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亡之际,中华各民族儿女共抗外敌入侵、同赴杀敌战场,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神,首先是爱国主义,它凝聚在我国56个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属于高层次的精神引领,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提供了巨大的势能和内生动力。”[30]各民族千百年来共同熔铸的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共同抵御外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只有在不断共同传承和弘扬中,才能进一步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认同。这是我们进一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四、面向全民普及“四个共同”理念,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新时代的重要教育任务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因此,我们应该尽快由国家统一编写读本,以常态化教育和专题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融入到基层社区教育、大中小学教育和新媒体教育中去,确保面向全国深入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

(一)国家应尽早统编发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读本》

我们反复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并不是以往民族团结教育或相关教育的重复、组合和叠加,而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理念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诠释和解读为核心的专题教育。然而目前相关阐释分散而多样,并未形成统一规范的解读和诠释,更没有形成国家统编的专题读本。尤其让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和教育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传统爱国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相等同或是相混淆,甚至在教育指向及其功能上把握不到位的情况也比较突出。缺乏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身特点和内涵的合理认识与规范界定,容易造成认识的泛化和教育工作的一般化,反而不利于这项重大专题教育任务的针对性开展。国家统编教材是在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共识,具有相应的权威性、正确性、合理性和规范性。“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桥梁纽带,而并非是隔离民族情感和团结的一道无形的墙。”[31]因此,由国家尽快组织统一编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读本》,有利于全国各民族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形成共识,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在彼此尊重、共同认知的基础上,在心中一起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种子。

(二)常态化教育和专题化教育相结合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和目标理念,并提出要通过“常态化机制,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构建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多位一体的教育平台”[5]。作为一种全新的专题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客观上还存在教育针对性不明显、教育内容碎片化、教育资源分散化、教育功能分裂化等现象。要在全国各民族干部群众中深入持续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认识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四个共同”,就还需要通过常态化教育和专题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

常态化教育意味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重在教育的长效性、持续性和全面性。专题化教育意味着在教育过程中,要深入地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探索、阐释和分析,重在知识传授和思想引领、释疑解难和体系完整、时政分析和理论探讨。实现常态化教育和专题化教育的有效结合,需要注意以下步骤:第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常态化、专题化,重在突出教育样态上的日常性和专业性、教育过程中的稳定性和针对性、教育效果上的持续性和启发性;第二,要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规律,科学把握常态化、专题化的内在张力,着力构建常态化、专题化教育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第三,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理论要轮训计划、专题实践研修、专题培训相结合,动员社会力量协同配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进行。正如张利国所言,“强化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常态化开展”[32]。

(三)分类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1.全面融入基层社区教育

基层社区教育是指运用各种教育资源,对居民委员会辖区所管理的各族人民群众提供的系统而全面的教育,既是各族人民群众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形式,更是推进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基层社区面对着最广大的各族人民群众,开展基层社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受教育群众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形成动态稳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发展和繁荣的目标。基于此,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融入基层社区教育,让基层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理解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显得格外重要。

第一,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融入基层社区教育,要求“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街道、社区要建立相关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对当地街道、社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作出具体安排,并采取措施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营造氛围、抓好落实”[33]。第二,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由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教育过程,从而达到最佳效果。“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多方力量的紧密配合。”[34](P.87)比如建立专家库,邀请当地知名大学、知名人士对重要知识点和重要的地方性历史进行专题讲解。第三,面对基层广大各族群众,应当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方式,如知识讲座、文艺汇演、知识读本等。基层社区教育应采取灵活多样、喜闻乐见,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2.全面融入大中小学国情教育

国情教育是帮助我国大中小学生了解我国历史文化、自然生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促使学生知国、爱国、报国的教育活动。我国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客观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35]。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引导学生通过课堂教育知晓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整体性这个基本国情。“国情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对国民进行本国历史的教育”[36],通过引导学生知晓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促使各民族增强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有一个整体性的认知。第二,重在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础。引导学生树立作为伟大中华民族一员的自尊心、自爱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帮助学生形成明辨是非、能讲规则的能力,把各族人民放在心中,强化其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成员的认同基础。第三,重在增强维护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提升自身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分子的政治素养。要在对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各民族发展、各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渐增强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政治认同,更深入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先进性及其与中国国情的根本契合性,从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产生话语支持和实践自觉。

3.全面融入新媒体教育

新媒体受众面较广,不受时间、空间和外力的约束,尤其受到年轻人的热捧。新媒体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摆脱时空的限制,增强受众与教师的互动,提高教育的时效性和感染力,有利于受众接受能力和自我意识的提升。为了应对时代的发展,建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相关专题内容融入相关学习网站和APP,比如人民日报、学习强国APP等。同时,适应年轻人的喜好,可以把相关教育内容做成有趣的小视频,从而实现快速传播和观看。此外,应优化新媒体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青少年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树立正确的中华历史观,以更好地全面实现“不断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好社会生态”[37]。

结语

中华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开发了我国幅员辽阔的疆域,共同创造了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当前我们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尽快面向全国各民族干部群众,及时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作为一个全新的时代教育命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共同”理念的深入诠释为核心,指导全国各民族干部群众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这既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重要宝贵经验的时代再现和继承,也是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建设任务。因此,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尽快纳入到高质量的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中,面向全国各族人民,从小抓起、分类开展,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培养出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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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滇藏缅印交角地区交流互动发展史研究”(15ZDB1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智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李庚伦,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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