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审古今之变、察时代大势而拟制的一个标识性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既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不绝的赓续，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百年历程的理论提炼，更意味着当代中国应对全球化时代普遍性风险的深切之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版图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和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吸纳借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版图，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骨、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蕴和现代文明的精神气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版图博大繁复，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为进一步解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之理念，不但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全人类求解当今世界共同挑战的价值诉求。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就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转换与光被四表。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命题的提出，既体现了当代中国对中华文明第一次轴心时代相隔千年的温情礼敬，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对人类站在历史十字路口应该何去何从的深切思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一个恢宏庞大的理论议题和实践命题。不过，无论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的建设，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认同教育的推进，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议题的探讨，那就是怎样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毕竟，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解读，乃是展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研究的基础。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出场的时空场域，依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长时段和世界多元文明共生的大格局，尝试解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谱系与理论经络，以期裨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建构与学理阐释。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审古今之变、察时代大势而创造的一个标识性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出场，既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根再植，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成果的理论呈现，更意味着当代中国应对全球化时代普遍性风险的深沉之思。

(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内生之需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历经百家争鸣和三教合流，终至气象氤氲而蔚为大观。中华文化的代际传承，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底蕴与人心秩序。它使得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时期形成了一整套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和以礼为准绳的规范体系。这种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强调的是仁者爱人，追求以德立人，以诚待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于以礼为准绳的规范体系，强调的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等伦理性实体，通过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规范化礼仪，促成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政治上之思想，社会上之思想，艺术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罗万象之观”。然而，若是以文明的现代性观之，中华传统文化亦存在一些原生的缺陷，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个体权利方面存在不言而喻的短板。中华传统文化推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度认为科学技术不过是残害天生万物之本性的奇技淫巧，非但无益于世，反而使人失去赤子之心，平添国家治理乱象。这就如老子称之为的“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道德经》),又如庄子称之为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庄子·天地篇》)。中华传统文化对德性修养的推崇和科学技术的轻忽，使其“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强于人文精神而乏于科学理念。至于个体权利方面，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以民为本的传统，但其关于人之权利的思考，主要侧重于民生权利与群体福祉的保障，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它并没有生成公民个体自由与政治权利保障的理念。梁漱溟为此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流弊之最大者，是在个人将永不被发见，而自由竟变为无主之物”。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传统文化“科技思维欠缺”和“权利理念不足”的劣势被空前放大。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主体性、价值性都遭遇到极大的挑战。中华仁人志士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伟大复兴的努力中，逐渐意识到“民族复兴在本质上乃是文化和文明的复兴”,进而致力推进传统文化的自我救赎和中华文明的浴火重生，着手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提供智识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换而言之，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出现，倒逼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过，彼时中华智识精英，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的“中体西用”,还是激烈反传统主义者倡导的“全盘西化”,都没有找到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密钥。直至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华仁人志士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建才开始踏上新的征程。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的现代品格，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凤凰涅槃，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

(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学理建构之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萌发于革命战争时期，腾飞于改革开放时期，既体现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化发展一般性规律的遵循，又体现当代中国对现代化模式并非定于一尊的独特之思。不过，虽然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取得彪炳史册的成绩，但是，当代中国学界迄今为止并未发展出一套与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相匹配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以致西方学界依然以其本土地方性知识来解释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一些西方学者不但以西式“国强必霸”的逻辑解读中国之崛起，而且给当代中国贴上“威权政府”“新殖民主义”“搞全球外交”“权威资本主义”等标签。他们基于西式人权理念、西式文明概念、西式民主定义、西式现代化标准，评判中国之制、批评中国之治、攻击中国之路。西方学界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解读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导致各种政治性误读和文明偏见的滋生，而且造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美誉度的受损。至于中国学界，近代以来的国家蒙难使得不少学者形成了仰视西式文明的习惯。一些学者(如胡适)甚至产生了“中国百事不如人”的文化自卑之感。因此，近代中国引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时，并没有立足自我的主体性展开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一些学者不自觉地采用西式理论、概念和话语来解读或评判中国之现实。正如郑永年所说：五四运动以来，“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解释中国现象”,“造成了滥用西方概念和理论，随意曲解中国历史事实和现象。结果就是，不是用苹果(西方)来批评橘子(中国),就是把苹果皮硬贴到了橘子上”。

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意识的提高，国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意识的提高，决定了必然要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独特的实践创新展开学理阐释与理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学理阐释和理论建构，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生成的深层动因。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已然溢出西方基于本土经验而建构的地方性知识。西方既有的知识体系不但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反而产生了对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种种误读。当代中国若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建构一整套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匹配的知识体系，即展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出场，乃是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自主建构的必然走向。

(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回答世界之问与世纪之问的时代之需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就全球态势而言，当今世界正在进入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各种传统风险、现代性风险和后现代性风险相互交错，打破阶级图式而无视国界壁垒，呈现出突发性出场、裂变式传播、全球性蔓延、跨境性攻击、无差别伤害的特征。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难以避免地面临多元风险侵扰的普遍性威胁。面对多元风险的普遍性威胁，当今人类社会在共同应对风险全球化的问题上却面临共识的断裂和协同行动的难题。今天，整个世界依然存在难以弥合的区域发展差距，国际政治体系依然存在结构性危机，全球治理体系依然存在深层次困境。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人类社会出现时空压缩式发展。人类栖居的物质世界日趋丰富，精神家园却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落。这就是说，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转向尚未全部完成之时就已然出现深刻的现代性危机。现代人面临资本逻辑无所不在的侵扰，纷纷投诚于资本这个“世俗的上帝”,深陷心为形役的迷局而难以自拔。现代人成为“无根性”“分裂性”的物化存在,成为“单向度的人”,滋生着生存的异化、理想的失落、存在的焦虑、精神的荒芜、意义的虚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全球共同危机和个体生存焦虑，使得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各个国家都必须深度思考的重大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发掘自我地方性知识的全球意义，完成对当今人类社会“世界之问”“世纪之问”的作答。这是人类文明第二个轴心时代无法逃避的天定命运。诚如杜维明所说：第一个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功能是相对独立地解决该文明人群的存在问题。第二个轴心时代，各大文明则必须对全球和平和人类生存有所作为。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断绝的原生型文明。中华文明具有中正平和、厚德载物、革故鼎新、协和万邦的基因。面对全球共同危机的蔓延和个体生存焦虑的弥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都不可能保持缄默。中华文明向来强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华文明“人能弘道”的道统，决定了当代中国必然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发出大国声音，为破解全球共同挑战和人类生存迷思提供中国智慧。为了达致此种目标，当代中国唯有返本开新，挖掘中华文明丰富的历史资源，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发展出一种真正放眼全球的世界观和全球伦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破解全球挑战和建构全球伦理的时代使命，催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命题的出场。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版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返本开新、海纳百川的知识生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赓续和创新发展，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百年经验的整体提炼和学理阐释，还是全球文明对话中当代人类何以应对世界共同风险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理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体现了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魂、以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给养的知识版图。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根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千年传承和推陈出新。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是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荦大端主要体现为:其一，人与己身之维的立德修身。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追求的终极指向就是养成理想的道德人格。这种理想的道德人格，至上境界是"圣人"与"仁人"现实追求是"成人"与"君子"。儒家之"成人",即朱熹所说的"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至于"君子"则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同'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儒家对道德人格的追求，催生了士志于道、君子怀德、见贤思齐、正心克己、修己安人的道德律条。

其二，人与他者之维的仁者爱人。人并非遗世独立的原子式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具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客观实在性。中华传统文化要求自我对待他者要心存仁念，这即儒家称之为的“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这种“仁”之理念，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座。无论是“中庸”的“三达德”(智仁勇)、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还是汉代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乃至郭店出土木简的“五行”(仁义礼智圣),都体现了“仁”的重要性乃至首要性价值。正如张岱年所言：仁是“最高的德”,“兼涵诸德”。

其三，人与自然之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观点。钱穆甚至将“天人合一”视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与“人”的理解虽然存在差异，但大多都将“天”与“人”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为天人合一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华文化传统话语中，道家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者的“恻隐”“不忍”的仁爱之心，由“尊尊亲亲”的“血亲之爱”,扩散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拓展为“民胞物与”的天地万物，形成“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之理念。

其四，国与他国之维的协和万邦。中和之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春秋繁露》有云：“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中为天下之至理，无过无不及。和为天下之达道，星移斗转，和实生物；人间万象，以和为贵。这种中和之道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华民族向来反对“单调的一律”,而追求“多元的和谐”。中和之道的理念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天下想象之中就是协和万邦。它强调的是中华民族要“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通过“以德服天下”而不是“以力服天下”,造就“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一家”的理想图景。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石性板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包括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厚，但若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为世界人民谋大同。

其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之本质的思考，超越无知之幕之下抽象人性的预设，而立足人的本质性规定，即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个人”“社会的个人”,展开人类社会演进和历史运动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人民的实践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国家只有将社会权力归置于人民，才能“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确证人是人最高的本质，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之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取向存在高度的契合。它不但包含中华传统的民本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且超越中华传统民本理念的工具理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赋予人民利益的实现以终极层面的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与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民本理念的升华，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底蕴，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人民至上的理念、依靠人民的信念和不断造福人民的追求。

其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引领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推进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百年历程。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乃是一个硬币相辅相成的两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建构一整套足以阐释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知识体系，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验的学理提炼，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难点的破解，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关键议题。

其三，为世界人民谋大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虽然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关键内容，但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局限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是还超越性地追求为世界人民谋大同。诉诸历史可知，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黄金彼岸般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就是《礼记》所描绘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及至当今，面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普遍挑战和共同威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理应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包容式发展，共同应对全球面临的普遍性威胁。

(三) 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给养

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壮大，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明的借鉴与吸纳。这是全球化时代一个文明体成长壮大的政治铁律。文明交流互鉴方能发荣滋长的铁律，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立足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化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版图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一，文明的多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各个地区的人民，经过长期的人地互动和代际传承，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和群体特色的文明。文明之类型，从地域区位来看，有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之分；从文化理念来看，又有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之别。各个文明体，无论是以地理区位加以界定，还是以文化理念加以区分，都显示文明的非单一性存在。文明的多样性是整个世界人文生态系统健康的保证，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前提。毕竟，任何一种文明都代表着一个文明体对大千世界独到的体察、观照与思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文明的互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明交错而成的文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各种文明的臻于至善或不可通约。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优长与短板的交织共生。各大文明只有摈弃文明傲慢的心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海纳百川，方能有容乃大。事实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广泛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诉诸历史可知，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冲破了地域的壁垒，使得人类历史由“民族的历史”进入“世界的历史”。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之际，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近代中国被动而痛苦地卷入世界政治体系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由此开启转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蝶变。在近代中国百年历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本来而吸收外来，“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以社会主义道路超越资本的限度，寻求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

其三，文明对话：“地方知识，全球意义”。回首历史，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化离不开世界优秀文明的滋养；展望将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助力。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不但肩负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识支持的历史责任，而且肩负着为世界大变局时期应对全球性共同威胁提供中国智慧的时代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肩负的时代使命，决定了它必然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明资源，发展出一种真正放眼全球的世界观和全球伦理，为当今世界遭遇的共同威胁和普遍挑战提供应对的方案。为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要广泛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多元文明的对话和互鉴，思考各大文明集体行动的逻辑，寻求各大文明的底线共识，拟制各大文明体易于接受的概念话语。唯有如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家之言才会体现出深刻的全球意义。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经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若是依托中华五千多年长时段历史和世界地缘政治大格局加以省思，主要体现为“传承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维架构(回溯历史、立足当下和展望将来)之复杂，使得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经络显得颇为艰难。不过，孔子有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中华文明“一以贯之”和推陈出新之“道”,即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经络提供了一把可资利用的钥匙。

(一) 和平

和平既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千年的基因，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为鲜明的标识。诉诸历史可知，中华元典充盈着止战、和平、和谐、和合的思想。《老子》有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论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中华元典是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滥觞。中华元典反复强调止战、和平、和谐、和合的理念，使得中华民族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千载以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如既往地倡导和维护全球的和睦相处、国际的同舟共济、世界的持久和平。面对当前多元世界的文化差异与利益分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拒绝“国强必霸”的零和博弈，反对文明等级的傲慢心态，相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国家平等相处、文明交流互鉴，积极促进各个国家理解差异、消除隔阂、形成共识、美美与共。和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矢志不渝的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和平，不仅在于提出“以和为贵”的理念，更在于展开中华文明立己达人的现代性阐释。中华文明向来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为不得，反求诸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体系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当代中国并不以自我的文明尺度作为裁量世界之准绳。中华道德文明的本质，乃是“律己”而不是“绳人”。这即为古语称之为的：“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律己则寡过，绳人则寡合”。“行为不得，反求诸己”,即面对世界的分歧与争端，各个国家理应躬身反思内省，而不是以邻为壑，无端指责他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则强调的是中国并不寻求排他性的一枝独秀，而是追求以中国的成长更好地促成世界的共同发展。

(二) 发展

发展是增进人民幸福指数的关键，也是回答世界共同挑战的关键。中华文明十分注重“发展”的问题。孔子有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人类追求“富与贵”的本性，决定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之国势更是使得发展成为普罗大众念兹在兹的议题。及至当今，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当代中国更是不断推动中华传统“均平”“富民”思想的现代性升华，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但回答了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的问题，而且阐释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道路择取、终极追求等问题。新发展理念将共享发展视为发展的终极目的，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发展伦理观体现了人的尊严作为发展伦理的逻辑起点和最高价值，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观”的风范和底蕴。当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观，并不仅仅是追求中国自身之发展。“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的是世界各国的“众乐乐”,是世界各国的普惠包容式发展。这种普惠包容式发展强调的是：一是尊重各国发展的权利，尊重各国发展的实际，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式发展和益贫式发展，着力解决南北发展差距和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确保各个国家各个群体共享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二是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推动各国加强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打破技术壁垒和科技鸿沟，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通过缓债、援助等方式支持脆弱国家的加速发展。

(三) 公平

“公”,溯其词源，乃“背私”之意。韩非有云：“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韩非子·五蠹》)。“公”之本意即为公正无私。至于“平”之本意，乃是语气平和舒顺，后引申为均等、平坦之意。公平二字，表达的是国家治理要公正无私和不偏不倚，即“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及至当代，随着权利意识的普及，公平二字被赋予更为深刻丰富的内涵。公平，传统社会时期主要体现为各种物品分配的得其应得，现代社会时期则在国际国内层面都发展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之意。就国内层面而言，权利公平强调公民享有和行使完全平等的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不因出身、职业、财富等的不同而遭到区别对待。属人的和人属的幸福的真谛和实质，在于民众各项基本权利的被赋予、被保障和不断地、持续地实现。机会公平强调国家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大致相同的寻求发展、追寻幸福、实现人生价值的同等机会，确保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他们的天生状况和社会背景。规则公平强调的则是程序公平，秉持同一尺度衡量所有的人或事，防止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采取不同的标准。至于国际层面的公平，则是国家之间的权利平等、国家发展的机会公平和国际规则的一视同仁。

(四) 正义

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中华文明至为重要的道德判断。“正义”之“正”,其造字是以“止”为字根，辅之以指事符号“一”,表示“止误”之意。至于“义”(義)之造字，则是“羊” “我”会意而成。“羊”,《说文解字》释之为“祥也”。古人视“羊”为“吉祥”,有“羊大为美”“以羊为善”之说。“义”(義)之造字，含有以“我”之力量捍卫世间美善吉祥之意。不过，中华元典中，“正”和“义”通常不以固定词组的形式出现。至于现代意义的“正义”,通常指的是“正当”“公正”和“公平”。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正义(justice)一词，是西方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基础概念之一。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降，西方学界长期以来都围绕“何为正义”而聚讼不休，并创造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权利正义与分配正义、矫正正义与惩罚正义、持有正义与交换正义、环境正义与空间正义、国际正义与代际正义等理论概念。西方关于正义的定义虽然众说纷纭，但大体而言指向的是每个人出于自身良知而产生的“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得到什么”的道德命令。当前，中西“正义观”正处于交汇融通时期，学界倾向于在正义理论上会通中外，并借助分配正义、权利正义、矫正正义、国际正义等理论概念，解读当代中国的共同富裕、精准扶贫、少数群体权利保障和全球治理等政治主张。这客观上使得“正义”成为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窗口。

(五) 民主

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民主一词之本意，乃是“多数的意见起决定作用”,“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民主对现代国家“主权在民”原则的确证，使其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正确。不过，民主虽有世所公认的价值，却没有四海通用的模式。纵观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化，民主逐渐由“人民统治的民主”(人民民主),转化成政府“基于人民的同意而建立的”(选举民主),再转化成“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竞争民主)。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理想色彩趋于淡化，而作为“政治方法”的技术特征趋于显现。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将“竞争”视为民主的本质特征，这种竞争式民主常常引发西方政治生活的“金元政治”和“否决政治”,诱发不同政见群体的撕裂与对抗。与之相异的是，当代中国承认民主政治的竞争意义(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即具竞选之意),但不将“竞争”而将“合作”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导向。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十分强调各群体共商国是、各党派协商合作、各民族共同奋斗和各部门通力合作。它立足人民当家作主，确保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最大限度地汇聚各民族各群体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六) 自由

中国传统的自由话语具有双重面相，它既指涉一种超越礼法束缚的淫佚之举，又指涉一种无所羁绊的自在心境。以自在心境而论，自由即为李煜称之为“万顷波中得自由”,或者借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之语就是“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至于现代社会的自由话语，虽不乏形上思辨的意志自由之说，但更多还是指向满是人间烟火气的公民权利(自由权)。它强调的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须普遍承认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财产和人身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等。自由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是文明国家公认的理念。不过，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更多地强调“个体自由的自主或不被干涉”。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个体是自我的绝对主宰，个体之自由只服从法律的约束而不能以集体之名义加以侵犯。干涉个体自由的唯一正当性，只能是为防止对他人的危害。与西方“自由无干涉”相异的是，当代中国的自由话语更多地体现为“发展”导向，即保障公民发展、去做某事、成为更好的自我的权利。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理念，深度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之中，使得当代中国形成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念。这种发展导向的自由，借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的“积极自由”的概念，就是个体之自由并不仅仅是免于被干涉的自由，而是个体作为理性的自我“能够领会我自己的目标与策略且能够实现它们的人”。

四、结 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年传承的整体升华，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百年道路的学理提炼，更是化解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挑战的宏大思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版图，主要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化组成。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根。中华元典中“仁者爱人”“天人合一”“协和万邦”之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格局气度和精神风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魂，模铸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品格与政治精髓。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养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容博大繁复，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经纬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当然，本文虽然解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知识版图和理论经络，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推进与理论研究，尚处于持续行进之中而未有穷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国际化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会通古今与融通中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风骨与世界意义，都是亟待进一步展开研究的重大议题。

原文刊发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