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个共同”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内在规律，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共同性的历史叙事。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地理空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政治保障。“大一统”的历史为中华民族铸就“统合”的历史记忆，增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赓续了文化基因。作为推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精神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恒久的动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天下”与“中国”实现融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大一统”成为历史趋势，中华文化呈现一体之合，共同的精神得以实践，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断增加。
［关键词］“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还在不断深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共同”重要论述向“五个共同”重要论述的发展。2024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共同”，即“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概念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都与“五个共同”密不可分。从本质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参与“五个共同”过程中形成的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客观实体在各族人民头脑中的主观反映。简单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本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意识。“五个共同”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脉络，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内在规律，同时，“五个共同”还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突破在于，从“五个共同”维度进行史料爬梳和学术深描，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和发展的历史依据。鉴于学界尚未见到类似研究，以下就“‘五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聊表一己之愚思。兹呈拙论，聊为引玉之资，伏望方家垂教。
一、共同的疆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发展空间
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地理空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中华民族生存的陆地疆域位于亚洲东部，其周边的地理屏障为中华民族的向内凝聚提供了天然条件。这个区域东部连接太平洋，北边有辽阔的荒漠，西接帕米尔高原，西南是绵延不断的山脉，东南是海，因此，古人把各族群共同的疆域称为“天下”或“四海之内”，以此表达开拓疆域的愿景。同时，这个区域的黄河和长江两大水系把中国古代各族群紧紧联系在一起。黄河流域和渭河流域的华夏族群率先发展起来，并且不断向四周辐射，促成了华夏共同体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
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夏、商、周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奠定了根基。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古代各族群展开了楚驭南天、燕赵北歌、庄蹻王滇的政治壮举，共同为秦汉统一王朝奠定了疆域基础，原存于中华大地的“千八百国”最终“定于一”。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规模庞大的南北族群双向迁徙、边疆屯田与开发等事件接连不断，各族群共同为隋唐王朝奠定版图，天下再次重归一统。自唐末地方割据始，中华大地历经300年地方政权并立，元明两朝相继实现“大一统”，清朝前期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疆域。
（一）国家疆域为族群迁徙与交流提供了活动场域
中华大地的地理特征影响着早期人类的向内聚集和相互交流。中华大地自西向东，海拔逐级下降，形成了阶梯状地势：第一级阶梯以青藏高原为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包括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平均海拔1000—2000米；第三级阶梯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平均海拔不到1000米。中华大地东西呈三级阶梯，南北跨越约50个纬度，是早期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从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到在内蒙古乌审旗、台湾台南市左镇区、黑龙江哈尔滨市、贵州兴义县等地都发现了距今4万年至1万年以前的新人化石，这足以说明，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北到黑龙江，东到台湾，西南到云南，都有早期人类活动的印记。分子人类学家通过对中华早期人类的古DNA进行分析发现，中华大地上的早期人类存在着交流现象。例如，新疆出土的2500年前的墓葬遗骸中，汉族人的基因贡献率超过50%，说明早期人类之间存在着迁徙杂居和基因交流现象。
王朝国家时期，频繁的族群迁徙加速了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大一统”时期中央政权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直接推动了人口的迁徙与交流。秦统一前后，为加强对六国故地的有效控制，实行“出其人”的政策，将六国旧贵族迁入关中地区。同时，秦实行“徙民实边”政策，把内地的大量人口迁往边疆地区守边屯田。秦以后历朝历代基本沿袭了秦的人口政策，至有清一代，各族群从北迁到南、从中原迁到边疆、从边疆迁到内地已是常事。战乱时期，各族群为了逃避战乱，纷纷迁往其他区域。例如，永和五年（349），江南地区户口数就比元始二年（2）增长了140.50%，而其他区域户口数都是负增长。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族群迁徙和交错杂居频繁出现，各族群融为一体。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华大地这片广袤的疆域既是族群迁徙的广阔舞台，也是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容器。
（二）国家疆域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提供了自然资源
中华大地上丰富的土地资源、水利资源、矿藏资源、海洋资源等，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自然资源，但复杂的地理结构使得各种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江南稻作农业区、东北农牧区、草原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西北荒漠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共存，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同在，这使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抱团发展，才能抵御天灾、耐受打击。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中原族群和边疆族群间彼此帮扶，在历史长河中开展了多个工程。秦始皇下令在全国修建驰道，东边到达燕齐，南边可抵吴楚，四海之内皆可至。为了巩固疆域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秦朝还修了五尺道、开凿灵渠，实现了对西南、百越的管控。自秦始，中国开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先河，不断加强对全国自然资源的开发。
至元明清，全国统一的疆域更加巩固，中央政权加强了对全国自然资源的利用。明朝派沐英镇守云南，并在云南推进军屯、民屯、商屯。军屯、民屯、商屯的开展势必引入大量内地汉族人，而汉族人长期居住于此，自然改变了云南的族群情况。根据史书记载，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云南各卫所已全部推行军屯，面积达到百万余亩。明朝在云南的卫军编制是159 600人，并且按当时的规定，军人必须与家室同住，因此，这159 600人就是159 600户，不仅增加了当地汉族人口数量，而且加速了族群交融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三）国家疆域为各族群的家国认同创造了基础条件
中华民族共同生活在祖国的广袤疆域上，这片土地孕育了伟大的中国，为增强中国古代各族群的家国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秦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印在每一位成员心中，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后，中国古代各族群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孕育。中央政权为了加强对各族群的有效管理，在全国推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缘起于周朝的人口户籍制度，秦初在全国实施，中央政权通过“户”及与之相配套的组织建制对社会基层进行管理。秦中央政权要求地方上报社会基层的户籍，包括外来各族群的户籍，都必须严格登记上报。“编户齐民”制度的实施打破了以宗族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转而以家为单位加强对社会的管理，通过个人的家与地方政权的结合，重塑了个人的家国之情。
此后，历朝历代沿袭“编户齐民”制度，中国古代各族群的家国观念不断加强。“编户齐民”制度的实施不仅为国家统一、人口管理奠定了制度基础，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和发展，“天下一家”“天下一体”的观念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二、共同的国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政治保障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政治屋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政治保障。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发生的，这个空间就是中国的地理疆域，它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活动场域，这个时间就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它为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提供了时间条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则是维系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机制。在空间维度上，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证了中华民族发展空间的稳定。在时间维度上，国家积极连续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古代各族群长时间深入交融的重要条件。
中华大地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大量零星的早期国家应运而生，呈现为邦国林立、星罗棋布的“古国时代”。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标志着中原及周边区域的族群开始出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个统一的王朝产生了。中国从秦朝开始，正式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时期，中原的汉族人，南方的劲越，北方的强胡，西北的诸羌，东北的夫余、鲜卑、乌桓，东南的闽越、瓯越，都参与到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此后，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统一、并立、统一的循环，但多个政权并立的次数越来越少，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秦、汉、隋、唐、元、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典型。
（一）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证了中华民族发展空间的稳定
中国历史疆域的稳固得益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自秦以来，大规模设郡县。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把源于春秋时期楚国的县在全国加以推行，实现了权力的高度统一，也维护了疆域的稳固。秦朝从中央到地方，推行中央、郡、县、乡、亭五级建制，涉猎区域完整，管理系统全面。自秦以后的2000多年，“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各朝普遍效仿秦制。汉随秦制，在全国设置103个郡国。为了巩固疆域，汉武帝时期设置14部州，并且派刺史巡察其所辖各郡国。隋朝重归一统后，再次实行郡县制。唐朝一统后，改郡为州，根据国家疆域的地理条件，在全国设置10个道，后期增加至15个道。元朝拥有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疆域，为了巩固疆域，创设了行省制度，在中书省下设置了11个行中书省。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将西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范围，通过制度化措施实现了有效治理。明朝建立后，把元朝11个行中书省改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管辖全国疆域。清朝沿袭明制，在全国设置13个省，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历史疆域。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呈正向发展关系。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都通过严密的行政区划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维护了对地方的管辖，巩固了疆域。“大一统”王朝的行政区划为中国古代各族群的持续交流提供了空间条件，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和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为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提供了地理场域，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维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不断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促使“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
（二）积极连续的治边方略是中华民族长时间交融的重要条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增强，得益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治边方略，其中民族地方建置、怀柔政策的效果最佳。秦朝为归附的族群设置属邦，在边疆地区设置与县同级的道，以便管理边疆地区。汉承秦治，设置了属国、道、西域都护府等建制。此后，历朝历代因俗而治，根据边疆族群的实际，基本沿袭了秦汉的民族地方建置。隋朝创设了羁縻州县，唐朝时开始大规模设置羁縻府州，以安置各族群、部落。元明清三朝都设置了土官土司，民族政策得以延续，但略有区别。除了民族地方建置外，历朝历代还推行了和亲、册封、纳质等一系列怀柔政策，其中和亲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汉时期，汉朝与匈奴之间连年战争，而汉朝与匈奴间的和亲增加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维护了边境的和平。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边方略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进呈正相关的发展趋势。历朝历代积极连续的治边方略为中国古代各族群的交融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条件，让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断增加。夏商周时期，“五方之民”最初还有显著差异。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时期，随着怀柔政策等治边方略的不断推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各族群融为一体。例如唐朝前期，突厥、党项、吐蕃、高句丽、靺鞨等族群纷纷定居中原。随着边疆族群的内迁，“夷夏混齐”的观念被普遍接受。同时，边疆族群与中原汉族人之间的共同性逐渐增加，客观上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证明了中央政权治边方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三、共同的历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深层记忆
“大一统”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根基，它为中国古代各族群铸就了“统合”的历史记忆，增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同。“大一统”思想是一种凝聚力、一种向心力、一种认同华夏的力量。“大一统”是中国古代各族群凝聚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密码，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源头。“大一统”思想主要包括天下一统、政治一统、华夷一统等多重意蕴，它们相互重叠、彼此影响。“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实现了天下一统，“经略四海”的生动实践构建了政治一统，“华夷一家”的交融格局塑造了华夷一统，而“大一统”历史为各族群铸就了深层记忆，是中华民族向内聚集的内生动力。“大一统”历史从差异逐渐走向大同，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彰显。
（一）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的孕育与形成
战国时期，周天子式微，天下纷争四起，“大一统”思想应运而生。“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的注释当中，其原文提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就是强调天下权力归于周天子，天下归一，协和万邦。“大一统”的最初含义就是“尊王”。此外，黄河流域的诸夏发展为华夏，与周边的夷、狄、蛮、戎形成共天下的格局，但是中原族群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视周边族群为落后的代表。据此，“大一统”思想可解读为“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天下归一”的政治观、“华夷有别”的族群观。
（二）秦朝：“大一统”历史的开创与初步实践
秦朝以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势开创了“大一统”的历史格局，实现了“天下归一”的政治抱负。秦并六国，废除分封制，在中华大地上实行郡县制，把天下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嬴政在泰山封禅祭祀天地，巡视全国以告天下。为了治理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实行“书同文”政策。至此，秦朝把治理范围扩大到全部疆域，并把中央政策贯彻至基层、推行至边疆，强化了整个华夏的整合。秦政加强了春秋战国以来华夏族群与“四夷”的互动，把“五方之民”融合为规模更大的华夏共同体。可以说，秦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开创了“大一统”全新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伟大变革。
（三）汉至明代：“大一统”历史的书写与发展
汉朝“华”为“正统”与汉人群体的形成。汉朝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并试图开拓更加辽阔的疆域。汉武帝继位之初，两次处理东南边疆动乱，均采取了强硬的武力措施，危机结束后，汉武帝提出“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的主张。这表明汉武帝已经形成“大一统”思想，并着手构建以汉朝为中心的“天下”格局。同时，在汉武帝看来，只有中原的华夏族群才有资格推动“大一统”历史。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统”议题正式问世。在汉朝整合华夏、开拓疆域的过程中，汉人群体逐渐形成。汉人群体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纽带。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入华”为“正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交融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幅度增强。无论哪个族群入主中原，都把统一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都以中华民族的“正统”自居，推进了“大一统”历史的进程。前秦皇帝苻坚就认为：“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
隋唐时期，“华夷一体”初步实现。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就提出要继承北朝“正统”，但仍存在“华”比“夷”贵的认知。唐朝年间，唐太宗提出，“中国百姓，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在唐太宗的认知中，“华”与“夷”虽然存在一定的区别，但都生活在同一棵大树下，具有共同的政治屋顶。唐朝在边疆地区进行了特殊的地方建置，有效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华夷一体”的局面初步呈现。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视己为“正统”，共奉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各族群的大交融。辽宋夏金时期政权并立，政权之间战争频发，各政权在竞逐“正统”过程中政治建制越发趋同。战争造成各族群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但彼此间的交往交流反而更加频繁，各族群的共同性逐渐增多。
在此基础上，元朝意识到“正统”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性，“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逐渐统一了中国疆域，实现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格局。此后，明朝在中华大地上再次接续了“大一统”，但是明朝在疆域及族群治理中实行二元疆域治理体制，突出了“华夷有别”“内外分治”的思想与实践。
（四）清朝：“大一统”历史的定型与天下大同
相比元明两朝，清朝对“大一统”历史的书写具有突破性，实践了天下一统、政治一统和华夷一统，实现了“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清朝前期的文治武功成绩斐然，蒙古族、藏族、汉族、维吾尔族、满族等各族参与其中，开拓了北接西伯利亚、南至南海诸岛、西跨葱岭、东临太平洋的广袤疆域，实现了“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基础。在执政方面，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政治建置从“因俗而治”到“改土归流”，实践了政治一统。同时，清朝停止了对长城的修缮，体现了“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理念，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自觉做好了准备。
四、共同的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赓续文化基因
中国古代各族群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赓续了文化基因。中国拥有幅员辽阔的地理疆域和源远流长的历史，空间和时间纵横交错、彼此影响，促使中国古代各族群创造了异彩纷呈、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中国古代各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涵盖衣食住行、音乐舞蹈、雕塑建筑、语言文学、科学技术等领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群文化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呈现出从多元交融到一体之合的发展趋势。中华文化以一体之合把各族群紧紧凝聚在一起，引领着中国古代各族群的身份认同。
（一）秦朝：“书同文”的推行与一统文化的开创
秦朝开创了“大一统”王朝，在全国推行“书同文”政策，促使区域各族群深入交往交流交融，一统的中华文化得以奠基。战国末期，中华大地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政令无法在全国通行，甚至各地之间看不懂彼此的文字。秦统一后实行“书同文”政策，在全国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规范统一的字形、统一的用字和统一的用语体系。“书同文”政策不仅有利于政令的顺畅传达，而且有利于各地区的文化交流。高句丽人留存的《好太王碑》、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仓颉篇》、广西贵港罗泊湾出土的器物，均使用了规范汉字。当然，秦开创了一统的文化，但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以一化多”，而是把各族群文化汇于一体，再以一体涵化、包容多元。
（二）汉至明代：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与交流互鉴
汉朝继续以一统文化为己任，以儒家一统百家思想，完善礼仪文化，实现了列国文化、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交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把儒家思想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以确保各诸侯势力臣服于中央政权，做到思想统一、政令畅通。为规范社会各界的言谈举止，汉儒进一步完善了礼仪文化，并将其归纳为冠、祭、乡、昏、丧等六礼，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等七教，饮食、异别、衣服、事为等八政。同时，汉朝的一统让中原文化圈、秦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等七个文化圈得以交融，增进了秦汉文化圈的共同性，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文化得到交融，中原文化在边疆得到广泛传播，边疆文化则为中原文化的演进提供了发展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竞逐“正统”地位，促成了胡汉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入主中原，主动认同华夏先祖，促进了文化交融，在此过程中，一体化成为最终趋势，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使这一时期的文化表现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气派，突显出胡汉互鉴、胡气氤氲的特征。中国古代各族群在音乐、舞蹈、绘画、服饰、文学等方面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服饰方面，帷帽、羃䍦、翻领窄袖袍等，都是中原地区流行的服饰，同时，边疆的南诏、渤海、高句丽、高昌、龟兹、党项、吐谷浑、吐蕃等，都在效仿中原地区的服饰，这种相互交融的服饰风格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因此，后世流传着“回鹘衣装回鹘马”的诗句。
辽宋夏金时期，边疆族群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两种文化彼此交融，交相辉映。边疆族群文化不仅给中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也间接促进了中华文化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元明两朝在中华大地上再次实现“大一统”，并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政治建置，促进了中国古代各族群文化的交流互鉴。元朝的“大一统”促使南北方的汉族人、蒙古族人深入交往交流交融，而且东西轴线上的各族民众与汉族进行了文化交流。明朝延续元朝各族群文化深度交融的文化格局，在边疆大力推进儒学教育，汉族、蒙古族、藏族的文化交流互鉴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清前中期：各族群文化交融高潮与一体之合
清朝前中期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推动了中华大地上各族群文化交融的高潮。清朝建立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政治统治延续性的“治统”与周公、孔子等思想传统的“道统”相结合，尝试把各族群文化融为一体，实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盛况。清朝前中期的多语文书、文学、饮食、服饰等都出现了满汉文化融为一体的现象，引领着中华文化向前发展。例如，这一时期，满族八旗子弟开始使用汉姓、字、号，“满汉全席”融合了满族人和汉族人的特色美食，满族人的长袍演变为人们追捧的旗袍等文化现象，都是各族群文化一轨同风、一体之合之象。
五、共同的精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恒久动能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精神力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恒久动能。爱国主义是各族群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热爱，揭示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爱国主义不是与生俱来的情感，这一情感是在后天培养和熏陶中形成的，得益于中国古代各族群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历史密码和文化基因。从心理学角度理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文化养分，可以从共性的认知、共同的情感、共进的思维三个阶段来理解。中国古代各族群的共同精神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群聚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坚强纽带。
（一）秦汉一统与疆域巩固促成各族群的共性认知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需要以共性的认知为基础。共同开拓的疆域、共同缔造的国家、共同书写的历史，这样的共同经历使中华民族有着共性的心理响应和认知选择。秦汉王朝一统，中国古代各族群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让各族群的爱国主义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家园、共同的文化等共同性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反应，形成辨识度和相似度极高的认知要素，从而激发了各族群的爱国主义精神。
秦汉时期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统一和疆域巩固的追求。从国家统一来看，秦汉时期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在全国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儒家一统百家思想，实行“编户齐民”的人口政策。自秦汉始，各族群逐渐认同国家的统一，并形成支持国家统一的认知。同时，由于奉行儒家思想，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体现为忠君报国的认知。从疆域巩固来看，秦汉统一过程中，由于兼并战争、人口流动、族群迁徙等原因，各族群呈现出交错互嵌的居住格局。同时，为了巩固国家疆域，中原的军队和居民被大量安排到边疆戍边，这使各族群生活在同一地理疆域中，“你中有我、我有你”，各族群对生存区域产生了相同的空间认知。
秦汉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滥觞，也是爱国主义的源起，在各族群共同书写的这本厚重的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影响各族群的共性认知要素，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古代历史佳话聚合成各族群的共同情感
要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激发人们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情感就是感受其他族群情绪、理解其他族群情感的能力，也就是共情能力。人类是具有社会性的群居动物，凝聚为一个族群后，就会对该族群产生特定的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现为认同族群人物的行为，进而有了感同身受、心灵内化的能力，会主动关心族群中他人的感受和情绪变化。秦汉以后，各族群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特殊的情感，谱写了口碑载道、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传颂着各族群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热爱和拥护。
魏晋南北朝至元明时期，各族群争相竞逐“正统”，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书写着“大一统”的历史，各族群围绕国家统一所共情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这一时期，各族群创造的历史佳话体现为雄视天下的气概、开疆拓土的决心、华夷一家的姿态、为国为民的责任、以身许国的抱负、开放包容的心态和保家卫国的情怀。历史佳话的主题在演变，但各族群共情的核心要素始终是维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从视华夷为一体的唐太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到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苍山结盟，再到斩使绝子不叛国的傣族母亲、冼夫人维护国家统一等历史佳话，无一不在阐发各族群精英对国家统一的支持和维护。
在培育爱国主义情怀的过程中，要重视边疆各族群参与“五个共同”典型案例的整理和研究，激发和培育各族群共同的情感。中国古代各族群在历史长河中共同经历了若干社会事件，形成了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梦想，这些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
（三）清后期的外侮经历激发了各族群的共进思维
要实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必须有共进思维。思维是人类统一运动的前提，是一种高级心理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群的共进思维紧密相关。在共性认知、共同情感之后，各族群是否有共进思维，取决于生活的共同环境、经历的共同事件、面对的共同威胁等因素所体现出的趋同性。一个族群或共同体所表现出的共进思维是极其重要的心理活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清后期，英、法、日等外国列强大军压境，妄图以边疆为跳板，打开中国的后门，蚕食中国，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北部边疆相继告急，全国各族儿女共同感受到了国破家亡、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各族群迅速凝聚，形成了共御外敌的共进思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例如，云南人民在抗法斗争中就产生了共进思维。1883年年底，中法战争爆发，迫使云南成为抵抗外敌的前沿阵地，为御敌于国门之外，云南各族人民组成了滇军，并在1884年9月奉命出关。汉族、傣族、纳西族、彝族、傈僳族、壮族、布依族、白族、哈尼族、布朗族等不仅成为抗击列强的利益共同体，而且组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六、结 语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参与了祖国疆域的开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大一统”历史的书写、璀璨文化的创造、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天下”与“中国”实现融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大一统”成为历史趋势、中华文化呈一体之合、共同的精神得以实践，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加。本文就“五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展开了论述，寥寥数字，未能穷尽所有理论，还有以下几点思考，与学界同人和方家们商榷，但求指点迷津。
一方面，必须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要透过“五个共同”看到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中国古代的汉族人或某一个族群单独创造的，而是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在看待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时，不能过分强调汉族在历史中的作用，而忽略其他民族的历史贡献，也不能以其他民族的历史作用来排斥汉族的贡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多元发展、一体聚合而成的。中国古代各族群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凝聚在一起，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在“五个共同”的引领下，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和正确道路。
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五个共同”的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必须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五个共同”的史料解读。“紧紧围绕‘五个共同’的基本观点，从整体视角、发展视角、融合视角出发解读史料、研究历史”，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高度阐释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过程，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变化趋势。二是注重“五个共同”的专题研究。“五个共同”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史料解读，还应该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等专题进行研究。三是注重“五个共同”的实践运用。注重“五个共同”的现实转化，引入民族互嵌、文化符号、教育融合等机制，探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作者：李庚伦
简介：李庚伦（1985-）男，云南玉溪人，云南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